十年祛魅（下）从带路党到自干五

2010年出了一个词叫“带路党”，那时候美韩数次声称要在黄海进行军演，有传闻说美国航母要进入黄海，网上就有美狗说：如果美军入侵中国，他们就要给美军带路。

这个词出来之后，还有过一个段子：“儿子看新闻联播，大怒：美国太坏了，敢打进来我和他们拼了！老爸一个大嘴巴：美国人来了没有地沟油、暂住证、房地产、雾霾，哪点不好？儿子说：那我当带路党。老爸又是一个大嘴巴子：人家领导的子女都生在美国，轮得到你这英文二把刀来带路？”

我当时是个完全不了解世界、长期以来被反动言论蛊惑的吃瓜群众，听了很多对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矛盾的抹黑污蔑，加上自己又是个郁郁不得志对现实各种不满的loser，一听这话深以为是，暗自下定决心要做“带路党”，天天盼着美国人来解放我们，迎来自由和民主的春天。

如今的带路党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

我之所以会那么极端，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自己在生活中受挫，从而对制度不满，于是就有一种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心理：盼着天下大乱，社会重新洗牌，loser才有翻身的机会。唯恐天下不乱的暴徒，大抵都是这样的loser心态，你让他们奋斗一辈子，他们还是被人踩在脚底下，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不如搞一把政治投机。

但loser绝不可能承认自己是loser，还要拼命给自己贴金，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抱负崇高特伟大特，还无比“中二”地幻想着像谭嗣同一样为革命捐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带路党”，我不满足于低级的思想反动，同时还对自己有很高的“知识文化修养”要求，找来各种各样的禁书来读，比如杨继绳的《墓碑》，王力雄的《天葬》、《黄祸》、《你的西域，我的东土》，唯色的《杀劫》，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还有一些书涉及到具体人名这里不便列出来，像《1984》之类更是思想纲领。

这些书沉溺于过去的阶段性社会矛盾中无法自拔，与当今的时代形势严重脱节，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毫无帮助，大家如果现在不小心接触到，务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进行批判式阅读。总之啊，我当年不仅是带路党，还是一个用各种“思想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带路党。

【脑残简史】

首先来讲讲我以前有多脑残好了。 

随着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从那时起，墙啊网络监控之类的影响开始一点点体现，我觉得很不能接受。我当时最恨的人就是方滨兴和李彦宏，觉得谷歌才是互联网文明的灯塔，而方、李之流则是在神州大地上散布黑暗的罪人，是为虎作伥的帮凶。虽然现在已改观，但作为后遗症，我长期以来都拒绝使用任何百度的应用和服务（因为百度后来也确实把牌子做砸了）。 

微博也是2010年流行起来的，苹果4虽已横空出世，但彼时大多数人还没有用上智能手机，我记得可以用绑定的手机号短信发微博。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个人的声音开始有机会在全网络传播，网络审查的力度因而变得越来越大。2011年时候，我有一条微博被和谐掉了，具体写的啥我早就忘了。我跑去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抱怨这件事，那个朋友也算是认识蛮多年了，没想到她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我所期待的义愤填膺，认为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当时可气坏了，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政治不正确”的朋友，删帖虽然是件小事，但这可是对神圣的网络自由的侵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脑残一发作，彻底跟那个朋友绝交，把她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那个朋友在央企工作，毕业才三年，年薪有十七八万，在2010年算是很不错了。我把她这样的人划入了“既得利益群体”——哼哼，难怪她如此维护这个腐朽的制度！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教摄影认识了一个学生，是个事业有成的60后，他对于自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事实十分直言不讳，曾经跟我说：“外面很多人说共产党不好，反正我是绝对拥护共产党的，我们这代人的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由于他说得这么坦荡直白，我竟无力反驳。 

我那时候不光反动，还一会儿左派一会儿右派，一边激进地主张民主自由，一边又努力地捍卫传统文化。到了2010年之后，我慢慢有机会认识了一些90后，那时候大家都说90后脑残，然而我实在比90后还要脑残得多：要先考察人家是否知道某些“历史事件”，要是连这些“基本常识”都不知道，那你连跟我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这也太不关心我们家国命运了！认知不在同一水平，显然没可能有共同语言。现在想想以前能够傻逼到这种程度，可能跟我多年来不间断的“奇葩”有关。 

2011年我头一回出国去的是尼泊尔，尼泊尔这么破破烂烂一个国家，在我当时双眼自带的美颜滤镜下都看出各种好来——土地永久产权，人民有宗教信仰和自由，各种安居乐业……我在尼泊尔十分羞于说自己是中国人，碰到外国人只说I'm from Tibet（那会儿我住在拉萨）。回国以后跟另一个刚从非洲肯尼亚回来的小伙伴交流，我说：尼泊尔现在虽然穷，但这样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可我在我们的国家却看不到希望……小伙伴居然深以为是，忙说：我在非洲也是这样的感觉！

嗯，这些个当年我觉得“更有希望”的国家，如今都使劲抱着中国的大腿。

那时候我有着一种非常坚定的“信仰”：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民主有自由有传统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未来有希望。我当时被自己遭受的挫折蒙蔽了双眼，对“自由”、“民主”的误解非常之深，当年我这种反党反政府的脑残想法非常有市场，谁要是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恐怕才会被当做异类看。 

那究竟是什么把我从反党反政府的“带路党”变成了一个“自干五”的呢？2013年底我头一回听人说起“自干五”这个词——自带干粮的五毛（也解释为自己单干的五毛），简直要笑得满地打滚。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当个“五毛”已经够下贱够无耻了，怎么还会有人蠢到去做“自干五”？那时候要是有人告诉我：过几年你也会变成一个“自干五”，我一定觉得这是天底下最荒谬的话。​

观念的转变是十年里的潜移默化，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从小爱读书是出名的，属于那种亲戚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因为每次家里亲戚聚会我都会带本书看，然后舅舅婶婶们就会以我为例教育我那些表亲，要他们向我学习。有了智能手机之后阅读量更是大增，虽然是碎片式阅读，但接触的知识体系的涉猎面更广，能够集思广益；再加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传统书籍的深度阅读，相当于游击战和正面战场相结合。我不喜欢在手机上看视频，因为我习惯了高效率的文字阅读，觉得视频的信息效率太低，如果有些内容必须通过视频了解，那我也会在电视上看有头有尾的纪录片。 

但阅读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写下来的文字是被筛选过的信息，作者只会告诉你他想告诉你的。就好像别人朋友圈里展示出来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东西。那我多读些不同作者写的东西不就行了？可以，但问题是三观跟你不符的文字你读得下去吗？你就算勉强读完也是骂娘——这作者就是瞎几把扯！啥都不懂！幼稚！然后你会找更多跟你三观一致的作者的文字来印证并巩固你自己的三观。 

所以，光是“读万卷书”可能越读越浑，还会“蜜汁自信”和偏执，因为你能够读进去的都是你已经认同的观点，就像十年前用各种“反革命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我。 

只有当你自己亲眼去看世界，看一个客观完整的世界，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自己的三观。要不然，“连世界都没观过，哪儿来的世界观”？ 

【行万里路】

看世界不等同于出国旅游，跟团出国旅游那跟逛公园没啥区别。你得要真真正正地去跟当地人交流，了解不同阶层当地人的真实生活，解决各种各样在当地遇到的问题，亲身体会当地的文化习俗。

我2012年第一次去印度，对我的观念冲击非常大。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五有”国家——有民主有自由有传统有文化有信仰，可我到了那里却发现，这特么是个什么鬼国家啊！基建设施又破又烂，路人各种坑蒙拐骗，满大街的人粪牛粪狗粪，该有的都没有，不该有的全都有……有生以来第一次无比想念中国，怀念中国的各种好，让多待一天我都待不下去啊！在之后一次又一次去印度的过程中，我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渐渐动摇，对传统文化和信仰的理解也开始改变——印度虽然这么多古迹这么多宗教，可我发现这些或许是文化财富，但更加是“文化负担”。我当时就把印度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谁要是对中国现状不满，送来印度看你还满不满。当然，冰冻三尺显然不可能一下子解冻，我最早只是把印度当做一个特例，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典型民主国家。 

其实就算到了今时今日，我喜欢印度也并不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有趣，可以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本，有许多文化现象值得深究。 

2014年的时候香港爆发了“雨伞革命”，我看到新闻可激动了，打了个飞的到香港去呆了一周。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啥景点都没去，就是天天不同的地方用相机记录“占中”。我记得第一晚走在中环街头，看着满街自由民主的标语，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仿佛找到了组织似的。然而在我连着看了几天各种宣传标语之后，就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一来很多口号喊得十分空洞；二来宣传内容大都是基于排外情绪，很多言论的素质堪忧，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香港人的优越感；三来那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更像是一种宗教狂热，譬如有人躺在路边表演绝食，大有“殉道”和“卫道”的意味，而非理性。在香港的那几天，我突然有了一种旁观者清的顿悟，从一开始的激动和兴奋，渐渐意识到这似乎更像是一场宗教狂热分子的闹剧。

有些香港人总以为他们的黄金时代永不谢幕，这种优越感被现实击碎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他们从俯视中国大陆的“贵族阶级”沦为了loser，因此对“自由民主”会有更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在过去给英国人当狗的时候反倒是从来没有过。而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十分浅薄，把政治利益置于社会稳定的经济利益之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只是敌对势力用来恶心我们国家的棋子。以上言论仅针对部分人，爱国的香港同胞请勿对号入座。

这些抗议群众其实非常短视

这种照片就很容易被用作媒体煽动

宗教集会的场面

正是在亲身参与过了香港的闹剧之后，让我从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宗教狂热状态中醒了过来，用反思替代狂热。

但真正让我观念彻底改变的，并不是在香港的顿悟，也不是我一夜之间突然觉得中国有多好——中国确实有变好，但中国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而是我发现了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恶。

大多数西方人，就跟十年前的我，以及现在的很多恨国党一样，把“民主自由”当作一种信仰，容不得对“民主自由”有半点诋毁。而且吧，以欧美为主的西方人，由于曾经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下，对共产主义有种洪水猛兽般的恐惧，一谈起“共产主义”就跟我们谈起“塔利班”似的。还有吧，西方人被洗脑的程度，远在我们中国人之上，他们对自己“蜜汁自信”就不说了，而且还对中国“蜜汁无知”。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要远远大于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否定很大程度是由于对中国无知之上，中国人对中国的否定则很大程度是由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排挤，在心态和方式上非常类似于中世纪教廷迫害异教徒，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国家——一边将自己定义为“真善美”的标杆，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一边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地位的观点。虽然大家都是同样的套路，但我们不会去否定和干涉别国的制度和内政，这是中国和当年苏联的一大区别。 

随着印度的深入了解，我发现这个国家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黑历史非常多，跟我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1984年的 “蓝星行动”，出动军队屠杀平民，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当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在行动之前就预料到印度政府将有所动作，还提供了一名特种空勤团（SAS，英国陆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官员给印度政府当顾问，用以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相关利益。

尼玛我过去对中国一些历史咬牙切齿了那么多年，这些西方媒体在人权问题上抹黑中国我都信以为真了，结果发现那些咬着中国不放的民主国家原来是在贼喊捉贼！

蓝星行动之后的阿姆利泽金庙

远的不说，我们再说近的。我岳父在拉达克是做警察的，以前拉达克被划在查谟克什米尔邦下面，他经常会被派到斯利那加、卡吉尔这种印巴冲突前线的骚乱地区。2019年印度政府突然废除查谟克什米尔的特区地位，性质大致相当于一夜之间将轰抗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废除，克什米尔那些人当然要造反。印度政府提前切断当地所有的通讯，禁止一切媒体进入该地区，大肆镇压反抗。我岳父作为警察头子，知道很多内幕，比如当地的印度军警会秘密逮捕那些异见分子，然后押送到印度其他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秘密关押。而当地人只知道某个人突然消失，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岳父跟我老婆其实都是挺单纯的那种人，觉得他们政府这样做不对，因为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自由媒体经常对这种事情进行谴责。我跟我老婆讲，这特么的不是XXX经常干的事儿吗？印度这是抄作业啊！她说对啊对啊，可是印度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大家都不关心这些，也没人能报道。

如今一年过去了，克什米尔依然处于断网状态。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西方媒体对此悄然噤声，默许了这些行为。因为要是他们谴责了印度，会动摇民主国家集团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们民主国家怎么可能存在这种侵犯人权的邪恶行为呢！不可能的！我们就是普世价值观的灯塔！ 

民主国家的人设在我心目中瞬间崩塌，最招人恨的就是双标狗。这两年西媒有点狗急了跳墙，双标问题愈发严重，闹得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所以我这里就不说了。总之我发现，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批评，归结起来就是——“对人不对事”。

衡量标准也很简单——听美国话的就是“好人”国家，不听话的就是“坏人”国家。中国不听美国话，所以中国不管做啥是错的，排挤和打压中国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沙特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国家之一，你们有听过美国批评沙特吗？不但不批评，美国还跟沙特勾肩搭背，把各种先进武器卖给沙特。 

所以意识形态冲突也只是借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理，古往今来都没变过。但把意识形态作为借口却可以利用西方民众对社会主义普遍的恐惧心理来获得民意支持，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宗教迫害”。 

我忘了从哪儿看到过一句话：任何一个大国，都必定是依靠某些不正当的手段才能存在的。这是有一定道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凭什么让每个人都满意呢？这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作为一个大国为了将各种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民族和宗教捏到一起，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总有一些群体会受到偏袒、歧视、逆向歧视，甚至迫害、牺牲。比方说印度的穆斯林群体，以及美国的黑人阶级。 

说白了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五十步笑百步。然而就算大家都是坏人，也分岳不群的坏和余沧海的坏。随着我在外面越看越多，发现美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阴谋诡计的岳不群，以前的苏联是野心勃勃却霸气侧漏的余沧海，中国就是先后投奔过余沧海和岳不群、忍辱负重绝地反杀的林平之——这个比喻肯定不恰当，因为国家远比这些小说里的人物要复杂，只是说出来方便大家理解。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无非就是“坏”和“更坏”，好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是活不下去的。

我们国家的发展完全没有可以借鉴的样板，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上自古的官僚遗风影响至今，政府太要面子，不肯认错，很多事情都是暗箱操作，不肯公开透明。不肯认错导致了我们政府特别怕犯错，然而不公开不透明又导致了往往无法能够及时纠错，成为了实际操作中的悖论。 

另外我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也制定得很死板僵化，教条主义倾向明显，“一刀切”的操作方式苦了很多老百姓。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不够人性化，解决问题简单粗暴，只顾大局而不顾细节。有些问题上十分过度谨慎，因为担心哪怕只是开个小口子都会引来洪水滔天，所以干脆全部堵上，这就造成了矫枉过正，以及各种无用的形式主义。 

我过去十年来跟着NGO组织去过中国一些最穷的地方参与拍摄扶贫项目，“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贫穷的成因都各不相同，要制定一个适用所有家庭的扶贫政策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种工作就需要非常的细致化和人性化。政府的扶贫政策，从早期给钱给住房的输血式扶贫，到后来的造血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一直在不断调整。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后期扶贫的工作量已经比前期少了很多，精准扶贫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是很难开展的。要全国一半人都是贫困人口的话，怎么可能搞精准扶贫？

我虽然在城里长大，但还是比较了解民间疾苦的，中国最穷的一些地方我都去过。去过这些地方之后，更能够体会到我们政府能让中国这么庞大而又复杂的一个国家全面脱贫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

因此像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一些政策在初期阶段难免会有无法广泛适用的情况，“一刀切”是最为快速见效的，哪个社会没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呢？从大局来讲，这样的整体风险也最小。比方说今年的疫情，“一刀切”的应对策略效果和副作用都十分显著——我们快速扑灭了疫情，但也牺牲了许多个人的便利和自由——结果这就成为了西方媒体攻击我们的“口实”。 

民怨和偏见就是这样产生的。很多人都更容易被感性而非理性主导，比方说当我们看到冰冷的数字比如“XX万人死于疫情”，可能内心波澜不惊；但当你读到有名有姓某个家庭在疫情中发生的个人悲剧时，内心立刻千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其实这就是过度关注“次要矛盾”而忽视“主要矛盾”，因此当一些人失望的时候不免就会感觉民主自由是唯一出路——因为民主在理论上照顾到每一个个人的感受。我对这种信仰太熟悉不过了：人民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不可侵犯——这种认识是符合我们直觉的，然而直觉往往会骗你。 

公知们总是说：人民有权知道真相，人民需要知道真相！这个是很符合我们直觉的。但是，像中国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让所有的人知道社会的各种负面，真的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吗？真的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吗？你以为传播的是“真相”，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传播于事无补的恐慌、焦虑、仇恨。我在墙外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永远都会有大量断章取义的“真相”被用作不同阵营相互攻击的武器，比方说他们只会告诉你警察对暴徒动手，不会告诉你暴徒如何试图杀死警察。

绝大多数社会矛盾的根本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这个唯有随着经济发展慢慢去推动解决，而不是靠暴露出来就能够解决的，有时候片面地暴露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以解决，因为加深了不同利益集团、宗教集团或种族集团之间的仇恨。我在印度、中东都看过太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陷入难解的死局。 

还有人觉得现在网络言论管控，令下情不能上达，民间的声音上面听不到，这也是符合我们直觉的。然而这恐怕是对如今网络舆情监控方式最大的误解，“寒蝉效应”只在公共媒体领域起效，关于这个我在后面会详细讲。 

有很多对网络言论的管制确实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一刀切”和“矫枉过正”。但是帖子被删恰恰证明：人在做，上头在看。我们自古以来倡导以儒家思想治国，“德治”和“仁政”是自古以来确保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所以政府有不断自我完善的驱动力。Big boss虽然不许你批评它，因为批评是对合法性的否定；但它会看到所有的批评，并根据这些批评进行改进，虽然改得很慢，但还是在改，因为它得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干下去，它也不想搞得太难看。美国和印度人民天天骂政府，政府大多数时候都充耳不闻，然而时不时却又抽风一下，顺应民意做一些杀鸡取卵的短视决策，坑的还是自己。

在2010年之前，网民一方面数量少，另一方面文化素质也确实要高于社会平均素质，那时候反智言论也有，但总的来说的生存空间并有限。自从大爷大妈们都开始用智能手机上网之后，各种毒鸡汤、谣言、阴谋论的帖子突然间如鱼得水数量暴增。

墙外所谓自由的新闻媒体其实是很不负责的，假新闻层出不穷，大致就是国内一些流量自媒体的水平

正因为自己在墙外，我才对缺乏管制的网络的乱象特别有体会。在社会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言论自由是一个很容易被滥用的东西，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大概率会变成语言暴力自由、人身攻击自由、低俗恶趣味自由、阴谋论自由、反智自由、造谣自由。墙外的油管其实一直被人诟病，因为它沦为了传播谣言、阴谋论的温床，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地平说。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依然有数百万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这是符合人类直觉的），正是因为无脑自由反智自由的油管将地平说阴谋论高效率地传播了出去。 

除此之外“登月阴谋论”、“911阴谋论”，以及如今的“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论”都有大批信众。这里我不讨论这些事情真假，阴谋论这玩意儿之所以有市场，是符合心理学的，因为人对各种秘密抱有好奇心，阴谋论可以极大满足这种好奇，并且在传播阴谋论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而且由于塔西佗陷阱的存在，你很难驳倒阴谋论。中国最出名的阴谋论贩子就是方舟子，他早年确实是打假，但到后来就连真的也一起打了，打得一地鸡毛，最后演变成人身攻击被赶出中国。大家想想假如真的没有管制，中国得出多少个方裤子、方炉子、方腰子这样的人，那么网络又会变成啥样。 

因此，墙外缺乏管制的网络或许是自由天堂，但更是新时代的地摊文学天堂、谣言天堂、阴谋论天堂。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现在受到管制的网络就绝对是好的，但毫无疑问的是，网络言论不应该有绝对的自由，管制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更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网络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为什么网上那么多喷子，而生活中就见不到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论承担道德责任，而网上你只要不触犯法律就不用负责。如果在网上留言必须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地址，你倒是看看还有多少人敢这样口不择言。一个充分自由且拥有充分隐私的网络环境，大概率会变成充斥低俗、下流、暴力、谣言的“无政府主义天堂”。 

独立？自由？公正？——不存在的。归根结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保护隐私的同时，很可能成为网络暴徒甚至恐怖分子的掩护；言论管控的同时，也很可能沦为排除异见的工具。

即便在墙外，网络管制如今也是大势所趋——而且墙外的管制已然沦为为民主国家政治进行保驾护航的工具。假如现在一夜之间墙消失，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自发冲上推特去跟那些反华声音撕逼死磕，我几乎可以百分百确定，推特立马会忙着大量封号——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推特、脸书、油管上发生过了，它们封禁的肯定有我们政府用于宣传的账号（这也无可厚非，外面已经那么多人在抹黑我们了，自我辩护有什么错？），但绝对也有很多被误杀的“自干五”。所以有句话说“墙是为了保护墙外面的人”，还真有一定道理。 

所以到了墙外就会发现，哪儿有什么自由，有的只是一片混乱和双标而已。过去的人苦于无法获得信息，如今的人苦于铺天盖地太多的信息。我们国家被和谐过的网络，本意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对此很不满，觉得很多信息根本没有必要过滤，但考虑到网上还有太多像我父母这类极度缺乏辨别能力的人，以及一小撮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的威胁，我就只能忍受这种不便了。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方案能让所有人满意，为了国家和社会整体稳定发展，牺牲个人便利并妥协，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愚昧、温顺、不知抗争。  

【读万卷书】

除了开眼看世界、发现自由民主国家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丑陋双标之外，还有一套书对我的三观重塑也起到极大的作用，那就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三部曲，成为了我新的思想武器。 

在外面游历的过程中，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真实的世界和目前世界发展的走向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读完这套书中的理论，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就能说圆了——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有人都相信中国早晚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平演变（包括很多中国人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曾经在冷战中已经被打败的社会主义居然会换件马甲成功逆袭。 

上世纪的那些科幻作品，天马行空地预言了宇宙飞船、人工智能、反重力技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言出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时代，自然也没有人预料到信息技术的突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未来简史》中详细阐述了一种新的哲学——数据主义Dataism。数据主义有几个基本观点（我没有罗列出所有的观点，限于篇幅不展开太多）： 

1. 由于如今世界产生的数据量实在太巨大了，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解读能力，只有依靠计算机算法才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

2. 通过不断优化的算法分析数据，算法将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人类将来会更依赖算法的分析和决策。

3. 为了保持数据的流通和集中，需要放弃隐私、自主。

4. 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本质上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自由主义采用分散式数据处理，而集权主义采用集中式数据处理。
   

按照数据主义的理念，算法将成为未来新的“全能全知的神”

数据主义有一个重要分支是“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此概念是谷歌的广告部门最早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个人数据商品化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体系。通过算法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归纳出人类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对未来进行预测和调整，从而进行自我优化（对个体进行数据量化）、社会优化（例如智能城市）和服务优化（包括各种网络应用）。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数据算法能够做的远远多于给你定向推送几条小广告，或者提供更人性化的商业服务。数据主义的横空出世，使得社会主义的集中式数据处理一下子获得了优势，而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也突然间被动摇。 

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乌托邦社会制度——由国家集中调配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按需生产，由国家统一做决策，不会有浪费也不会不足。但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国家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个问题过去一直以来都无解，因为集权政府过去在技术上缺乏足够的数据搜集和处理能力，造成了决策失误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所以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运转得更好，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里，数据是分散化处理的，每一家工厂、商店都有自己按照市场数据反馈做决策的权利和能力，市场有任何需求的波动都能快速做出反应，不但效率高，而且即便决策失误也很容易修正。 

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游戏规则，集权政府在数据的流动、搜集和算法处理等方面，相比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世界。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数据这么重要，因为这本身就是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东西。目前的算法有多强大呢？剑桥大学的一位学者Aleksandr Kogan从2013年起开发了一个叫Cambridge Analytica应用程序算法，能够通过一些问卷问题、以及收集脸书的个人数据，来为用户建立心理特征档案。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档案，将不同阵营的选民分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如果你是川普的支持者，就会给你展示川普竞选胜利的视觉效果，推送投票站的信息，引导你去投票；如果你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就会为你推送一些支持川普的名人的背书，以及希拉里的负面形象。

这个事情在2018年被揭发出来之后成为了一桩丑闻，因为这是违反民主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后来一些数据研究员分析了Cambridge Analytica的AI算法，发现你只要曾经在脸书上点赞超过10次，这个算法就比你的同事更了解你；超过70次，算法就比你的朋友更了解你；超过150次，算法就能比你的父母更了解；而你如果点赞超过300次，那么这个算法通过搜集来的信息甚至能比你的伴侣更了解你。 

所以，算法完全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而假如这些数据和算法被掌握民主国家一些政客手里，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在不知不觉中对你进行心理操纵，让你投票给他们，从而让已经很荒唐的竞选变得更加荒唐。

大数据算法的出现，对全民公投的民主制度来讲无疑是一场谁都没有料到的危机。 

相反，集权国家则可能通过大数据算法前所未有地掌握所有公民的心理特质、行为模式、观点、好恶，我们现在的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就是干这个的。政府能够在发布某个消息之前，就知道需要用什么样的措辞来引导民众的情绪，并在消息发布之后立刻就掌握人民的反应——通过关键词的词频快速抓住民众意见的重点，民众支持和反对的情况如何？决策如何来引导和应对？还可以根据不同民众进行地域、年龄层、受教育水平进行群像划分，分析出这一消息对哪些人影响最大……所以认为由于言论管制、删帖等做法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恐怕是对Big boss最大的误解——只有他们不想让你们知道的，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听着很可怕是吧？但你根本逃不掉，而且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算法帮你来做一些决定，很可能你现在之所以能读到这篇文章就是算法推荐给你的。从好的一面来看，大数据算法也能让国家政策更快地得到反馈信息，更迅速地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更精准地个性化落实到不同的个人，从而解决长期以来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问题。大数据算法将来的实际应用会超出我们目前的想象，这样的逆天技术也一定会有很多反对派，但我还是相信许多问题会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慢慢解决。

印度首富安巴尼（Mukesh Ambani）去年说了一句话——数据就是新的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

这位全世界最高调的超级富豪安巴尼，他掌管的信实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贡献了印度8%的出口和5%的税收，过去三十多年信实集团的主业都是能源工业，也涉足零售行业。2015年的时候安巴尼嗅到了数据的价值，2016年起玩儿命似地大把大把烧钱，这么一个电信行业的外行居然在三年时间里就把集团下面一家原本默默无闻的小电信公司Jio打造成了如今印度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同时掌管了中石油、苏宁国美和中国移动。

因为数据是新的石油，数据是新的财富，数据就是未来。 

在印度这种老百姓普遍还都浑浑噩噩的国家，民众普遍缺乏隐私观念，经常一上来搭讪就问你姓名工作家庭婚姻，对数据算法的应用限制比欧美要少得多。安巴尼掌握了数据和算法，就等于掌握了印度的未来。加上印度老百姓又是出了名的好糊弄，民意必然会沦为算法的傀儡，他完全可以用算法的力量决定让哪一个候选人上台。就好像最近莫迪搞的几波针对中国的操作和宣传，令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78%，你要说这里面没有社交媒体和算法的功劳，我是不大相信的。 

安巴尼坐拥印度的数据油田，谷歌和脸书也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和政治利益，今年四月投资成为了安巴尼的合伙人。目前印度正在制定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草案》有两点指导思想：1.印度人民的数据是一种国家资源，必须确保这种数据主权，即数据都存储在印度境内；2.印度政府能够不受限制地访问数据。值得一提的是，政策制定者差不多就是Jio公司的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印度资本官僚主义案例——资本家和官僚相互扶持，你让我挣钱，我帮你上位，你让挣更多的钱，我帮你上更高的位。 

一想到有操纵民意的可能性，任何执政者都不可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我对此有一个阴谋论猜想——政治家莫迪其实是资本家安巴尼的傀儡。莫迪在边境挑事儿，去中国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帮助安巴尼在印度取得数据霸权，对印度的数据市场进行垄断。安巴尼集中资源研制5G技术（目前已官宣成功，明年可部署，真假有待验证），进一步巩固这种数据垄断。而作为回报，这些数据和算法对印度政府开放，来帮助巩固莫迪的政权。

在数据主义时代的大战中，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有点出师不利，但他们在奋起直追。大家回想一下，从中兴、华为，再到字节跳动、腾讯，这几年中美之间搞出来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围绕着争夺数据和保护数据？目前我们对大数据的利用才刚刚开始，算法究竟有多大的潜力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数据的价值和影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为、字节跳动、微信等被逐出北美市场、印度禁用59款中国应用的根本原因——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苹果之所以能在中国继续使用和销售，是因为所有中国苹果用户的数据都储存在云上贵州的数据中心，然后，你懂的。

苹果iCloud服务的法律协议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隐形战争是货币战争，那么这个世纪的数据战争已经打响了。

如今的“逆全球化”现象很多人觉得是因为川普或莫迪政府短视的个人行为，或者是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国家自我隔离”，突如其来的数据主义浪潮恐怕才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数据资源，大国则忙着确立自己的数据霸权，新冠疫情只是起了加速作用。 崇尚自由和个人隐私的欧美民主国家，由于其制度和民众理念的局限性，显然没法像中国或印度这样操作，依然停留在“监视资本主义”的商业用途阶段。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两难抉择——假如固守他们原来的价值观，保持分散式的数据处理方式，就会在大数据算法上落后于中国；而假如他们开放政府访问数据的权限，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操纵民意，民主制度就搞不下去了。

但我相信他们不会为难太久，因为民主制度还面临着另外一重危机——无用阶级将会越来越多。 

民主的核心是人民，民主制度之所以成立，基于两点：

1. 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2. 国家需要大多数人民的劳动力。

《未来简史》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强人工智能的未来，整个社会的“无用阶级”将会越来越多。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单位劳动力能够供养的人口非常少，大约10个农民劳动产出的粮食能够养活11个人（什一税就是这么来的），被养活的那个人就可以专心去搞管理、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工业革命之后，只要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养活大量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少，服务业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国家现在服务业的比重在60%左右。接下来的强人工智能革命，则可能会严重威胁到服务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这一次，很可能不再会产生新的替代性岗位——社会不再需要马车夫，依然需要司机；但如果不需要马了，那马就真的没用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感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你还记得上次去银行跟柜员面对面办理业务是什么时候的事吗？还记得打客服电话想要转到人工服务有多难吗？当我们感叹生活越来越便利，在手机上就能完成一切操作时，这其实意味着社会失去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如今只是刚开始而已，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无人驾驶汽车满大街跑、通过智能穿戴由人工智能替你诊断疾病、使用无人机和机器人执行军事任务应该都不算特别难以想象的事吧？尤其是当强人工智能将来能够自我维护、自我更新、自我研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类将沦为“无用阶级”。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无用阶级”是不带感情色彩的，纯粹是指强人工智能出现后，人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低，可能整个人类都会变成“无用阶级”。

当“无用阶级”的数量到达一定比例时，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颠覆。 

当人民对国家有用的时候，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但如果人民没用了，或者效用很低下的时候，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会产生矛盾。民主制度在印度之所以玩不转，一大原因在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

国家利益说出来其实很简单——稳定和发展。“发展”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应该人人都支持，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并非如此，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往往都会影响到一些群体的利益，甚至会造成短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会发展的阻力会很大。 

印度难以发展，很大程度跟低效劳动力数量太大有关，这类低效劳动力包括但不限于——自耕农、手工小作坊、小零售商等等。由于印度是全民普选的民主国家，执政党为了选票必须保护这些低效劳动力群体的利益，听起来民主制度很人性化很美好，事实中对这些群体的过度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印度的产业升级迟迟无法完成，大量的劳动力被困在效率极低的夕阳产业和家庭手工业中。

印度的高铁叫了好多年，现在连征地都没完成，因为老百姓反对建高铁，觉得这玩意儿华而不实。我们国内早年对高铁质疑的声音也很多，因为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到高速交通形成网络之后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但如果国家不好，个人又怎么会真的好呢？整个国家不好，个人只有一种“好法”——移民去别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有很多种说法，要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则基本上有共识：需要由政府来精准且有规划有远见地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从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转移到高效生产和创新的增长。中等收入陷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陷阱：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民群众安于现状，也会抵触进行损害自己眼前利益的长期投资和产业升级。

因此一个民主投票的社会到了发展中后期就会有“自残”倾向，拒绝可能改变社会结构的发展（阶级固化）。川普喊着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本质上是一种“产业降级”，而之所以他要这么做，正是因为美国经过了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升级之后，国内的“无用阶级”太多了，需要低级产业来安置这些人。 

既然国家已经那么发达了，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无用阶级”发钱来解决问题呢？

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比如阿联酋、沙特这些土豪国家，公民福利那是杠杠的，躺着不干活也每月有钱拿，上班族大部分是做国家公务员，干体力活的都是海外劳工。所以我一直说，一切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的问题。都21世纪了，沙特这么一个前现代君主制国家却一片祥和，除了宗教洗脑之外，还是因为“壕”啊！为啥阿联酋和沙特能给自己国家发钱，但美国不行呢？因为阿联酋和沙特的“无用阶级”的比例已经占到社会大多数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也并不依靠国民纳税，既然大家都躺着拿国家的“不义之财”，自然不会有“分赃不均”的社会矛盾。美国虽然“壕”，但也没像阿联酋、沙特那样“壕”到能够雨露均沾，如果只给“无用阶级”发钱，其他纳税人肯定不答应。 

发达国家今后的“无用阶级”会越来越多，这将逼迫他们做选择——究竟是制度改革还是产业降级。 

我们国家为了国家规划、产业和消费升级，而不得不承受改革的阵痛，牺牲部分群体利益，有些决策不可能适用于整个庞大的国家，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个人悲剧，这正是导致我们政府饱受批评和攻击的一大原因。人们很容易聚焦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悲剧，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长远和整体来看，这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和时代发展的必然。 

至于中国随着产业升级，今后如果出现大量的“无用阶级”，究竟会怎么应对，这就不是现阶段能够猜想的事了，希望那个时候大数据算法会帮我们的政府来做决策。 

经过这十年的祛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意识到自己曾经坚定信仰的自由民主，也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行万里路”的作用更大一些。纸上得来终觉浅，当自己的亲身见闻，印证了书本上的理论，才能实践出令人欣喜的知行合一。 

我们曾经为了整治市容，取缔街头摊贩，砸了多少小老百姓的饭碗，搞出了多少暴力执法的丑闻；假如你来到印度，看这里用着地沟油、苍蝇嗡嗡飞的小吃摊，以及满地的垃圾，可能就会改变想法了。我们曾经为了旧城改造，强拆老房子，也曾一度怨声载道；假如你来到印度，看印度老城的毫无规划的脏乱，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缺失，可能就会改变想法了。我们把豪华的政府大楼视为体制腐败，把各种面子工程看作好大喜功；假如你来到印度，体会一下印度极其破烂的政府设施以及其十倍慢动作的政府效率，可能就会改变想法了。中国和印度固然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历史的可能性，我们所经历的中国历史，不敢说最好，至少是不糟糕的。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引出很多对国家现实不满的恨国党来，喷我之前请先想想几个问题： 

1. 你觉得你读过的毒草有我多吗？你觉得我这个墙外的人所掌握的资讯会比你少吗？

2. 你离开过中国去世界上别的地方生活过吗？你真的了解那些自我标榜“文明灯塔”的国家吗？

3. 你现在的想法，是不是我十年前就已经有过了的呢？

4. 我花了两天时间把这篇文章修改过审却依然被和谐掉，以你为我不讨厌这样的现实吗？

有些东西的是非对错本身就一言难尽，如果你一直待在中国，会永远看不清楚，只会一味的抱怨和谴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十年前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兄弟，我们俩三观特别合，都十分愤世嫉俗，后来他搬去了海南开始了新生活，而我也开始浪荡的生活，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对话，他听了我一些对世界的新观点之后，震惊之余怒不可遏地对我破口大骂，他觉得我背叛了我们当年共同的信仰。我却一点都不生气，因为现在的他就是当年的我，可我已不再是当年的我。虽然他无法理解我，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他从来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去看一眼真实的世界。

越出国越爱国，是因为终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在国外的朋友跟我都有相似的体验

一些人看完这篇文章，或许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帝王家的喉舌？你究竟拿了政府多少钱？亲们，我只是想写下我这十年来的真实心路历程，我倒是希望政府雇我来当五毛，那样也就不会被和谐掉了。很多想法和事情显然没有办法在这里公开发表，只能言尽于此。

我从来都不认为我们国家把一切都做得很好，以前和现在都这样认为，但我明白我们国家已经在尽力做了，许多规划是需要十年二十年时间来实现的，许多决策也不得不有所牺牲。如果你实在对中国有诸多不满，你只要先去美国住一年，再去印度住一年，就会发现中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但一定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只有当有了比较，你才会明白治理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有多难，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有多么不容易。 

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就像自由恋爱婚姻，看对眼就结婚了，未必真的了解对方，但不满意了可以离婚。所以民主国家的政治就像不断反复循环的恋爱结婚离婚，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也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下一任太太不喜欢上一任的口味，可能就得重新装修整个家。为了把对方骗上床的各种花招诡计自然也少不了，大数据算法这玩意儿一出来，相当于开了“泡妞高手”外挂。想想人们相亲时候有多装，民主国家的政治就有多假。

我们国家就像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结了婚那就得一辈子患难与共。一开始双方难免有点摩擦，总有那么几个瞬间恨不得掐死对方，但也没法儿真的掐死对方，熬过去也就过去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合，老夫老妻的优势就出来了，彼此知根知底，知道对方的毛病，能够理解和迁就，明白掀桌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其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家和万事兴。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国一路走来从不容易，多少风雨、多少弯路、多少苦难、多少误解……回头再看过去“姓资姓社”之争，哪儿有什么对错，只有不断的试错。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当你被生活困于一隅，永远无法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大多复杂，只会埋怨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你听说的那些不公。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有多难，让所有人雨露均沾就有多难。所以即便我们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依然为它感到骄傲，它与我们在一起成长。

希望下个十年，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会变得更好。

参考资料：

Mukesh Adhikary: 'Data is the new oil': Mukesh Ambani says global firms should not control India's data（2019-1-18）

Explainer: Why Google and Facebook are investing in Mukesh Ambani’s Reliance Jio（20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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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作者：随水

微信公众号：随水文存

网名随水，纪实摄影师，专注印度社会文化、喜马拉雅传统文化等主题。自2012年起深入印度社会拍摄专题，驻地印度田野调查。2018年迎娶印度拉达克姑娘为妻，目前定居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