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战国时代

我发现一个事儿，最近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抗疫的成功，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们国家的制度变得越来越自信；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人越来越固执己见，越来越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声音。

比方说我碰到有极个别的几位同志，可能网上那些抹黑印度的自媒体文章看得太多，再加上去年中印对峙事件造成的感情伤害，完全看不得任何关于印度正面的描述。我只是如实反映印度的一些现状，他们都要表示愤慨和质疑，说我印吹、屁股歪、不客观——我只能说他们恐怕对“客观”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在他们眼里似乎只有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极端奇葩的印度才是“客观”的。

有意思的是，一边有“爱国人士”说我屁股歪在印度这边，另外一边却有“恨国党”说我屁股歪在我们党和政府这边，甚至认为我是国家给的宣传经费在写文章，因为我一直都坚定不移地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路线表示肯定。我就发现吧，某些人恐怕是这样理解“屁股歪”的——凡是没有跟我坐在同一个地方、思维跟我不在一个频道的人，屁股都是歪的。

还有些人吧，就更有意思了，他们一面拥护着言论自由的制度，一面却不允许别人主张他们不认同的观点。他们界定“垃圾”、“狗屁”的唯一标准是是否符合自己的三观，凡是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便是“客观公正”的，凡是跟自己观点相悖的则是“毫无价值”、“狗屁不通”。曾几何时起，“独立思考”也变成了可以被攻击的理由——如果你“独立思考”出来的观点跟我不一样，那么还是请你不要“独立思考”。一些嘴上说反对审查制度的人，恰恰在利用这一制度，通过恶意投诉压制他们不认同的声音，真的是十分讽刺。

一上来跟大家举这几个例子，并不是为了吐槽，这些人也并不会让我感到困扰，我只是想讲一下我碰到过的这些情况——“兼听则明”的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也明明都不怎么喜欢“墙”，可许多人却仍是不遗余力地在自己内心建“墙”，只愿意听那些自己喜欢听的话，只认可那些自己本就认可的观点。

偏听偏信的问题，哪儿都有，什么时候都有；但不少中国人的偏执，是这两年一下子严重起来的。突然间大家对不同意见的声音变得格外敏感、包容度变差，我跟好几个朋友讨论过。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最近几年舆论管控收紧的缘故，后来我仔细一琢磨，觉得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眼下中国所面对的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

大家想啊，歌舞升平的时候，争议往往比较容易搁置，大家打着哈哈就糊弄过去了；赶上现在这种国际政治局势严峻、生死存亡内忧外患的档口，两人一见面先要分清是“敌军”还是“友军”，一言不合可能就想把对方掐死。本来大家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敌我矛盾”。听到自己不认同的言论，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敌人的宣传力量”，哪里还有心思分辨是非对错。人们甚至还可以搬出这样的逻辑：在“民族大义”面前，“是非对错”根本不重要……就好像我一开始提的那些认为我是印吹的人，他们出于对印度的敌视，只有无脑抹黑才符合“政治正确”，你敢为印度开脱那你就是“屁股歪”。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非常时期，“只允许有一个声音”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你要是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可能是“给敌对势力递刀子”，就可能会被人群起而攻之。想要骑墙、和稀泥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有人会逼着你选边站，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前你美言几句外国，大家不会多想什么；但要是在现在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被扣上“公知”、“精日”、“美分”、“印吹”之类的帽子。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会主动对自己身边的人进行“思想审查”，分清“敌我”，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估计有不少人在最近这一两年里面都曾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跟朋友闹得不欢而散。甚至有人觉得，现在这种紧张的程度就好像回到了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

由于受到形势的影响，我得承认我现在写文章的时候“求生欲”特别强，本来有些问题客观谈一谈就行了，但客观表述很可能会被人扣帽子，于是不得不高举起自己的立场旗帜，以免被友军火力误伤。长期读我文章的朋友都能分辨得出哪一部分是我要写的，哪一部分是我出于“求生欲”写的。

好了，既然起了这个话头，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会开始的，底层逻辑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儿。

舆论战

首先我得说，我们国家这两年强硬的国际舆论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偏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过去，中国的国际舆论政策一直都相对比较保守，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经济发展，咱们中国人信奉的是“闷声发大财”，再加上咱们又是礼仪之邦，外交用语通常都很谨慎。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在于，早年咱们拳头不够硬，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有点啥国际纠纷都是忍气吞声，象征性谴责几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当了一回救火队员，经济实力藏不住了；同时国家也意识到确实需要塑造崛起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从那时起我们的“大外宣”战略才应运而生。我们的外宣采用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的策略，比方说李子柒就是很具有典型性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她在国外的受欢迎程度远超国内。

通过“讲故事”这种人畜无害的宣传方式虽然能够受到好评，但这种方式比较被动，应对不了国际舆论的栽赃抹黑，所以也被称为“防守型”的宣传策略；当真正的舆论战开始的时候，“讲故事”更是毫无招架之力。

这次大规模的国际舆论战，是川普挑起来的。自从前些年川普上台之后，就开始把各种针对中国的事情摆到了台面上。虽然自古以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以前主要是暗戳戳放冷箭，不像川普那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川普更是彻底撕破脸皮，完成了从“衣冠禽兽”到“禽兽”的蜕变，在他的带领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敌视愈发不加掩饰。一开始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自己在疫情中翻车后则是甩锅推责甚至索赔……极尽无耻之能事，中国不管怎么做，他们都能扯上中国的错。

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攻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捏造病毒来自武汉军方实验室的消息；

2. 无根据指责中国政府的信息不透明导致疫情蔓延；

3. 鼓吹疫情会通过“一带一路”进行传播，试图破坏“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4. 把中国援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说成分裂欧洲和强夺全球领导权；

5. 指责中国的防疫模式侵犯人权，贬低中国的防疫成果；

6. 要求中国对疫情给全球造成的损失负责。

大家看看这是不是欺人太甚？简直是在滥用话语霸权颠倒黑白恶意栽赃，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样一种中美关系恶化、国际舆论四面楚歌的严峻形势下，2020年3月我们高层提出了要强硬展现“斗争精神”的要求。要击退“疯狗”，必须派出“战狼”——国际舆论战就此展开。通过“进攻型”的外交舆论政策主动出击，捍卫国家尊严。

“进攻型”的策略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说起来这个还是俄罗斯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们跟他们借鉴了不少。俄罗斯长期处于与美国敌对的国际大环境，在冷战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和宣传经验，他们很早就学会了主动介入美国的一些社会话题进行攻击——通俗地讲就是“对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去年的“黑命贵”事件、前些天佛罗里达公寓楼倒塌事件，其实跟我们没啥关系，但咱们在那儿使劲地批评其实就是主动介入进行舆论攻击，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么干的都是西方媒体，现在我们也会了。当然，我们只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由于中国媒体审查制度的存在，我们至少不会像一些西方自由媒体那样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编造。

尽管开启了“攻击模式”，我们官方依然恪守“精准打击”的原则，有的放矢地反击了美英加澳这几个一直在中国面前跳来跳去的国家，这背后是国家战略的大局统筹。去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搞那么僵，然而由于国家大战略上需要拉拢印度，以避免印度完全倒向美国，所以我们的官方舆论并没有对印度采取攻击态度，甚至在边境冲突的最后通报中用“外军”替代“印军”，尽可能地淡化仇恨。尽管这种忍让并不能换来善意，但至少避免了进一步的恶化。我们选择反击并不是为了四面树敌，让矛盾不可调和。

舆论战开打之后，中国开始以强硬态度示敌，一时间可谓大快人心。过去我们在涉外问题上总是如履薄冰动辄得咎，面对西方世界的伤害外交部只会“强烈谴责”，大家回想一下“强烈谴责”这四个字让我们憋了多少年的窝囊气。

这种强硬态度在今年3月的阿拉斯加会谈达到了高潮，一句“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堪称石破天惊，从过去银河号被截、使馆被炸、南海撞机打落牙齿和血吞，到如今终于能够正面反击美国的霸权讹诈，无疑让我们所有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但我在这里不得不给大家泼个冷水，事实上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的表现，内宣作用远远大于外宣。国内的民众斗志昂扬，民族骄傲油然而生，可这也并非全无问题——一来“国家队”对美国的正面宣战加剧了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民族主义高涨问题，有些人一不小心就会走偏到“狂热”的地步，进入了一种“战斗状态”，碰到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就会充满攻击性（我相信很多人读了这段话之后马上就想攻击我）；二来长期以来国外的舆论宣传对中国形象的基本设定是“侵略扩张欲望强大的好战国家”，阿拉斯加会谈上的表现倒像是主动印证了这一说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国外吃瓜群众的普遍反应，在他们看来中国官方这样的措辞简直就是前苏联附体，共产主义国家好战本性的暴露。

强硬的态度对我们国内老百姓来说当然十分快意恩仇，“进攻模式”无疑顺应了民意，但“民意”这个东西往往只会把国家带到坑里。

首先我得举起我的立场旗帜——强硬的态度本身并没有错，进行反击是应该的！过去中国一直都受到各种谩骂、攻击和污名化，我们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尊重和认同；然而凡事都是双刃剑，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家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与这一强硬的态度相匹配，没有强大到像美国一样揍了别人对方也不敢吭声和还手，我们的反击难免会招来报复。既然两边撕破了脸，外交舆论的强硬态度，必然会反映到外交的政策上，这就好像吵架吵到后来就会动手一样。拿中美两国来说，可不仅仅停留在相互指责的打嘴炮，还互相关闭领馆、相互限制航班、互相驱逐记者、互相制裁官员……但有些事情，美国能搞我们，我们却无可奈何，或者只能不对等地反制，比如技术封锁卡脖子、比如捏造理由打击新疆的棉花产业（我们只能扒他们一百多年前的黑历史）、比如将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比如拒签中国的理工科留学生。

今年3月，欧盟和美英加等国借口新疆问题制裁中方官员，于是我们对欧洲的议员学者进行了对等制裁，导致欧洲议会投票冻结搁置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目前双方都不愿意让步，形势僵持不下。这一协定原本是很被看好的，对于中国接下去的经济战略、疫情后世界的经济复苏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一定要在客观上权衡得失的话，为了制裁人家几个议员学者而牺牲掉中欧协定，显然得不偿失。

不过国内舆论在中欧协定被搁置之后，为了安抚民众情绪，开始鼓吹中欧协定不利于中国，许多人居然信以为真。这个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啊，假如真的不利于中国，去年签订的时候我们新闻宣传里面干嘛要大肆庆祝视之为“胜利”？中欧协定最大的作用是将中国跟欧洲在经济战略上进行绑定，从长远来对我们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到对抗美国的战略布局。

有一种说法认为欧盟搁置中欧协定是因为美国取消了北溪二号的制裁计划，双方达成了利益交换，但这个说法出自一家德国小报的一篇非正式报道《共同抗击中国》，但那篇报道中并没有将两件事情因果联系起来，也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能够确认这一说法。

另外，站在舆论战第一线的主要是我们的外交人员，在“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下，外交人员顶着非常大的压力维护国家尊严，言语上的尺度不大好掌控。我们驻澳洲发言人、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驻法国大使对外方人员都有过一些不太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人身攻击言论，虽然他们骂得没错，但终归是授人以柄。真正让“主动出击”舆论策略翻车的是5月1号的“点火图”事件，我一般不爱评论时事，但这事儿我实在看不下去，当时就批评了，很多人还不服气，觉得这个图没毛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高层也觉得这样下去要出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情况，5月31号开始调整了“对外宣传”的政策，把展现“斗争精神”的要求给收了回来，重新定下了塑造“可信、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基调，换个方式来把握国际话语权。

主战还是主和，鹰派还是鸽派，自古以来碰到这类问题都会产生意见分歧，而且永远都吵不出结果来。我觉得关于这个事儿吧，​是不需要再进行讨论的。“531讲话”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完全是按照“531讲话”的精神来说这个事儿的。所有对我观点的反驳，本质上都是对我们最高领袖指示的反驳，跟党中央的步调不一致。

我一直都高度信任我们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这些决策都是基于大量的情报搜集和专家论证的，不但高效而且具有自我纠错能力。我相信政府一定掌握了许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他们做出的决策必然是有依据的。​过去两年我们需要“战狼”，今后肯定也会需要，但至少就目前来说，“战狼”已经暂时完成了任务，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如果你们真的爱国，就去好好学习一下“531讲话”，领会其中的精神。

而且许多人也根本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最好的外宣从来不会是咄咄逼人的进攻，而是自身实力足够的强大。正所谓世界三大“真理”——东风、白杨、民兵。别人过去之所以欺负我们、抹黑我们，跟我们的态度是强硬还是退让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

面对流氓，以德服人是没有用的​；像他们一样耍流氓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世界只承认强者。如果退让示弱，流氓会得寸进尺；但如果只是态度强硬，实力却不如流氓，那叫外强中干，只会激怒流氓。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们现在就是跟流氓还有不小的差距。

要想让那些流氓国家心悦诚服，就只能继续强大下去，强大到让他们没有办法再骗自己，强大到他们需要来垂涎我们给的好处，强大到他们不得不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而这种强大绝不是​靠嘴炮打出来的。除了变强，

这两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高涨了起来，能在外宣政策上及时悬崖勒马，不被民意所挟持，这正证明了我们国家的强大；主动出击和反击的同时，权衡得失利弊，以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这并不容易；又要保持理性，又要保住面子，需要很高的智慧。如果不对涉外舆论进行规范，不仅会对外树敌，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导致人民群众内部的撕裂，不利于团结。

那么，难道我们目前就只能这样让出自己的舆论阵地吗？难道我们就任由别人欺负吗？

统治阶级希望你相信的事

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要来回答这些问题：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什么要在舆论上攻击我们？

• 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 中西方之间是文明的冲突吗？这种冲突不可调和吗？

• 我们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反击？

• 为什么又要重新权衡宣传策略？

在这一大堆问题的背后，是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的世界目前其实正处于意识形态的战国时代。

很多人天天把“意识形态”挂在嘴边，却未必说得清楚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所以首先要来定义一下。“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是1796年才被发明的，直译过来是“思想学”的意思，主要研究两样东西，一是人类在与物质世界互动时所体验到的感觉，二是这些感觉在人类脑中形成的想法。到了马克思那边，他将“意识形态”解释为由统治阶级故意传播的政治信仰体系，以保证长期统治的稳定。本文中讨论的“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定义为准。

所以通俗地讲，“三观”是你自己相信的事情；“意识形态”则是统治阶级希望你相信的事情（即统治阶级希望你拥有的三观）——但是这里请注意，第一，统治阶级希望你相信的事情，并不代表统治阶级自己相信；第二，统治阶级希望你相信某些事情，并不一定是坏事。好坏本身是一种很主观的东西，而且什么好、什么坏不也是别人告诉你的吗？

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我相信意识形态和政权是同时产生的，大部分古代文明的政权都基于宗教意识形态，因此古代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往往体现为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圣战”实质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战争，两拨人杀得你死我活，仅仅是因为相信不同的事情。意识形态战争和普通战争很容易区别——普通战争征服肉体和领土，意识形态战争征服别人的思想。

兴师动众只为了改变别人的想法，究竟有啥好处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假如所有的臣民都相信同样的事情，管理起来要容易得多，整个社会的效率要高得多。因此，但凡建立政权必然伴随着洗脑，不洗脑就无法建立政权。

但是征服并非传播和统一意识形态的唯一，而征服者也未必能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不断，不是因为我们打败了所有的侵略者，而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征服了所有的侵略者。征服者没能转化我们，却被我们所转化，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那么如何衡量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标准——生产力水平。当然这个生产力水平必须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衡量，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起来保守落后的伊斯兰文明，在一千年前却拥有世界顶尖的生产力水平，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意识形态。生产力水平主要由两样东西决定——社会组织水平与技术。

古代中华文明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正是体现在社会组织水平与技术水平之上的，中华文明的传播并不依赖于武力征服，那些受影响的民族地区都是被极高的社会组织水平所吸引。然而近现代随着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对生产力影响的权重加大，世界生产力的重心转移到了西方世界，从那时起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才开始具有了优越性。

我来讲一组数据好了，在1920年代，西方文明直接统治着地球陆地49%的领土，以及大约48%的人口，创造出世界经济产值的70%，以及制造业产值的84%，这一碾压级别的巨大优势，使得西方文明意识形态成为了“绝对真理”。在当时，世界上其它文明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显得毫无竞争力，甚至被视为腐朽落后的原因所在而被全盘否定。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而这两场运动的本质不就是想要变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吗？

但是即便在鼎盛时期，强大的西方文明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至少有三种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相互竞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我们现在一听到法西斯主义就好像啥邪教组织似的，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还没有被钉在耻辱柱上的20世纪初，在欧洲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属于一种威权的极端民族主义，具有极为强大的公民动员能力，德国的纳粹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意译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之一。在二战结束之前，印度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上也曾受到法西斯主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至今。

• “即使假定19世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纪，这并不表示20世纪也必须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纪。政治原理会消失，国家则会继续存在。我们能相信这将是一个权力的世纪、‘右翼’的世纪、一个法西斯的世纪。如果19世纪是个人的世纪（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主义），那我们能相信这将是一个‘集体’的世纪，也因此必然是国家的世纪。”

——墨索里尼

近现代意识形态的笼统分类

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为了一较高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二战结束的时候，法西斯主义被打残并污名化；冷战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被打残并污名化；只剩下伟光正的自由主义照耀全球，自诩为唯一的普世价值观。

我们人类在骨子有一种崇拜强者的本能，因为我们正是通过弱肉强食一步步爬到食物链的顶端，“以成败论英雄”这一逻辑推理刻在我们基因里。许多人把自由主义在二战和冷战中的胜出，视为其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证明。但事实上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的胜利，意识形态并非主要前提条件，其无比优越的客观国土条件才是——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却没有虎视眈眈的强邻。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没有任何敌国够得着美国的本土。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二战期间，坐镇新大陆的是希特勒或东条英机，日德跟美国的位置互换，那么现在统治全球的意识形态可能就会是法西斯主义。虽然这样的想象大概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假如我们所有人从小接受的是法西斯主义教育，自然会觉得法西斯主义的主张都是理所当然的，反而自由主义才是我们眼中洪水猛兽。

甚至于你们只需要想象世界上没有新大陆，意识形态的竞争仅仅发生在亚欧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力量显然不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手，因此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胜出实在是很侥幸。把美国的胜利看作其意识形态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错误归因。

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到了20世纪末的全球现实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确实大有一统江湖之势，当时的美国自信满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大的威胁苏联已经轰然倒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将会走入死胡同，中国的“和平演变”只是时间问题。全世界最为看好“全球一体化”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既然意识形态的统一似乎已成定局，那么全球一体化必然会进行得越来越顺利。

当时对西方世界来说，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麻烦”，主要是中东和北非那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以及东欧那些前苏联国家。为了对付这些“异己”，美国往这些国家输出了各式各样的“XX之春”、“X色革命”、“X花革命”，目的当然也只有一个——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通过控制舆论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花费，相比出动航母坦克实在是太便宜了。然而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通过“颜色革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之后，并没有给那些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只留下满目疮痍。（详见《高加索列国志（四）“作茧自缚”颜色革命》）

话说自由主义不是一直都是文化多样性的捍卫者吗？统一意识形态难道不会与之相悖吗？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确实高度相关，有时候是水火不容的，但基于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不会影响到文化。俄罗斯跟乌克兰、格鲁吉亚都属于东正教文化，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变得水火不容；美国跟日本的文化截然不同，却可以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苟且到一起——无论是产生认同还是分歧，意识形态起到的作用都高于文化，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具有多种意识形态就很可能会分裂，比如印巴分治就是。

但在意识形态之上，还有更高一级的认同——利益。这个只要看美国和沙特就明白了，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背道而驰，却依然整天勾肩搭背，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同样，我们国家“无私”地帮助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恐怕也不是出于共产主义理想吧？只要有足够大的利益驱动，意识形态的分歧完全可以放在一边，大家捏着鼻子做生意也无妨。

“美国例外主义”

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世界并没有像1990年代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最终皈依自由主义，反而与之前的设想渐行渐远。我们曾经幻想过能够随意星际旅行的未来，幻想过满天都是飞行汽车的未来，幻想过机器人反抗人类统治的未来，唯独没有幻想过现在这个大数据万物互联的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一切，突然间，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以利用大数据操纵民意的时代，对自由主义的质疑越来越多——我们究竟是真的拥有自由，抑或只是大数据时代的工具人？而与此同时，大数据使得集权制度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来搜集信息，以更少的失误来进行决策。

应该说，任何一种看起来非常优越的意识形态都会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没有哪种意识形态能够适合所有的时代，更别说即便是同一个时代还有那么多不同情况的地区。大数据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世界运行的方式，不再有隐私、各种资讯可以随时介入人们生活的大数据时代对于自由主义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尽管许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种改变，然而我们往往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被改变了——谁要是不服，请试着过一个星期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

美国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改变，可是要他们放弃自由主义太难了，就连疫情这种级别的威胁，许多美国人宁死都不愿放弃“呼吸的自由”，这关乎他们的信仰。美国自古以来有一种“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观点，相信是上帝的旨意（Divine Providence）赋予了美国传播民主自由的使命（大行自由权利，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在最极端的信念下，为了完成这种传播意识形态的使命甚至可以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协定，将一切对外国事务的介入视作理所当然。这一观点虽然现在已经不怎么提了，但其对美国政治观念的影响持续至今，成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对某些美国人来讲，让自由主义统一全世界是他们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改变这一信仰是对上帝的背叛。

这张油画是美国对自己侵略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美化，画中的印第安人跟野兽一样被驱赶

在时代发展的冲击之下，世界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美国尽管还远未到衰弱，但这几年强弩之末的颓势已然显现；中国固然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美国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尤其是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变得难以调和。要不然的话川普就不用急吼吼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了；拜登也不用强调说“专制不会赢得未来，未来属于美国”。遥想美国如日中天之时，何须大喊这种口号来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心，无数人会前赴后继用脚投票。正所谓“色厉内荏”，不可一世的美国居然沦落到了需要大喊口号的地步，信仰危机欲盖弥彰。他们越是加紧对中国的污名化，反而越是证明中国的意识形态比他们更能适应这个新时代。

毕竟美国的优越感已经存在了太长时间，而中国才崛起了几年，他们一时半会儿认不清现实也很正常。很多人或许也不知道，美国有一套自己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版本，叫做“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人用这套理论用来解释美国的成功。“美国例外主义”说出来可肉麻了，以下这段是我从维基百科上引用来的原话，一个字都没改过：

• “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国人在世界上地位独特，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人民特别富裕幸福，国家特别稳定强盛，并在世界上领导与保卫自由潮流，因此独特优越，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因其为人类提供机会与希望，由注重于人身与经济自由的宪政理想所治理，衍生出独一无二的公私利益平衡。”
  

美国在鼓吹自己意识形态的时候不会告诉别人，他们是通过屠杀土著强占美洲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又通过黑奴种植园经济积累起了工业革命所需的财富；也不会告诉你他们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本土工业毫发无损，收拾完欧陆和太平洋战场的残局之后坐收渔翁之利，通过贩卖军火赚取了世界各国大量的黄金储备。

当然，就算他们承认这些，也会将一切归因于“昭昭天命”，美洲大陆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吾等尽取神赐之洲以纳年年倍增之万民自由发展之昭昭天命”），而黑奴应该感谢当年把他们卖到新大陆的奴隶贩子。

大美国主义的世界地图将美国置于世界中心

但是呢，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美国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二战后亚欧大陆一片焦土，美国一家独大，建立起了新的全球秩序，先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再通过马歇尔计划把整个西欧拉入了自由主义阵营，后来又通过跟石油挂钩建立了“石油美元”……总之确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的核心地位。但是，并不是说你只要有足够庞大的经济体量就能够让自己的货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还需要有开放自由的金融市场，保证货币的自由兑换和流通，因此没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元的地位就不会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中国的经济体量再怎么庞大，人民币作为区域贸易的结算货币可以，但要像美元这样成为全球流通的主要货币，在目前的体制下恐怕不大可能。这就好像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得再好，也是个“局域网”。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确定之后，美国就可以开开心心地从全世界借钱过日子了，用钱来生钱。

首先，发行货币就相当于打白条，但如果你能够向全世界发行货币，那么这个白条不仅不用付利息，还有利可图。比方说美国发行了100美元来中国买东西，这100美元虽然落到中国手里，可你不花出去就只是一张白条。问题在于信用货币这个东西从长期来看会持续贬值，等你过段时间把这100美元花出去的时候，你当时卖给美国的东西可能已经涨价到了110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作为货币发行方，兑付白条所支付的商品或服务，通常都能有个差价。大家想想这年头物价飞涨，如果工资不涨就等于阴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大家别小看这点差价，就是这点差价决定了美国买东西要比卖东西更划算，从此开启了买买买模式。你们如果看历年美国的国际贸易情况，会发现从美元和石油挂钩的1971年开始，美国只有贸易逆差而没有顺差，可美国人的日子却过得比谁都好，这些逆差的钱都是靠金融产业钱生钱生出来的。另外顺便说一句，《货币战争》那书里面写的基本上都是阴谋论，“石油美元”的概念建立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石油只占全球所有美元交易量的7%左右，目前石油主要起到的是“锚定作用”。

看懂这张美国国际贸易的图表，你就能看懂美国是怎么崛起的。一战、二战期间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确立美元地位之后，过上了用钱生钱的安逸日子

除了发行货币打白条之外，美国发行国债也不愁卖。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性高，世界各国用于国际贸易之余手上难免有闲钱，于是就抢着买美债和美元资产，变相投资美国。最近有人说中美关系都这样了，干嘛还要买他们国债？在要不要买美债这件事上，我们其实没得选，因为咱们通过外贸赚来的主要都是美元外汇，这么大一笔钱放着也是贬值，而美债相对而言属于收益稳定低风险的投资，因此购买美债纯粹是个商业行为。我们国家该持有多少美债，都有一大批经济学家给政府出谋划策，是购买还是抛售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咱们犯不着瞎操心。赚了那么多美元外汇却只能用来投资美国，这正是咱们国家现在要大力推进人民币结算的原因，干成了能够一劳永逸。

由于国债不愁卖，现在美国是全世界人均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欠债欠多了反而成了大爷，基本上是债多人不愁，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有人甚至说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道理，因为美国借的钱是永远不可能还掉的。不过我觉得假如一个骗局能把全世界所有人都给套了进来，那或许反而就不会破产了，因为大家在同一条贼船上，一旦翻船所有人跟着倒霉，因此每个人都会帮着修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美国绑架了全球经济也不为过。你说一个“诈骗集团”把这种通过寅吃卯粮带来的繁荣归因于意识形态的优越那不是误导老百姓嘛。

世界各国的负债情况（2012年）

对于中国而言，其他国家是不是认同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并不会特别大，因为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之上的；但假如其他国家对美国制度失去信心的话，那美国就麻烦了。全世界各国之所以愿意使用美元结算、买美债，是因为相信美国凭借其制度能够一直强大下去，再加上可以自由流通兑换的国际货币机制本身也依赖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一旦大家对美国制度信心动摇，美元的地位就会被动摇，之后会怎么收场就很难说了……从美元经济中解套是个技术活，这个难题还是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来解决吧。

由于解套美元的技术问题、全球使用美元的习惯问题，大家同在一条贼船上的利益问题、以及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元地位的现实问题，把美元拉下来的过程会非常漫长。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兜售意识形态的宗教组织，必须维护全世界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美国就好像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他告诉大家：信上帝你才能得救；而假如所有的人都不再信上帝，那么完蛋的其实是上帝自己。“信”与“不信”，关系到了美国的生死存亡。

说到这里就可以解答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了——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什么要在舆论上攻击我们？

• 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 中西方之间是文明的冲突吗？这种冲突不可调和吗？

首先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决定了美国在全世界通过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向全世界借钱的能力，但意识形态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即便中国不想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个不信仰自由主义的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势必威胁到全世界其他国家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从而削弱美国的领导权和货币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不但要把中国斗倒，还要斗臭，然后踩上一万只脚。更何况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天天都在打“去美元化”、人民币结算的主意，美国必须防微杜渐，孤立中国以扼杀这一苗头。

然后再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高于文明的冲突，就跟当年美苏一样不可调和，但我们并不像苏联那样急于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跟美国的经济绑定程度也远比苏联要高。我们之所以要提升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正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被自由主义污蔑了很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地位升高是对自由主义的打脸，从而打破全世界对自由主义的迷信，让全球经济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尽管短期内不足以挑战美元的地位，但哪怕人民币只是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里面多分一杯羹，也能大大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另外，掌握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能让西方集团自乱阵脚。比方说中国现在在搞的大基建、“一带一路”都是以美国以前干过、如今却干不了的事儿。美国要是认怂吧，会进一步导致自己领导力的下降；美国要是跟在后头学吧，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恐怕不会配合，自由主义的体制不允许干这种赔钱的买卖，如果政府非要干的话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自由主义的原则，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像社会主义，到头来还是会动摇信仰。最近的G7峰会上，拜登提出了40万亿美元的B3W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试图抗衡“一带一路”。但“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企业释放剩余产能的刚需，政府对此加以利用和引导；而B3W却是为了遏制中国专门搞出来的，美国政府带头忽悠民间资本去全球投资基建，基本上就是在画大饼。

意识形态之上，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利益之争，终将体现为意识形态之争。最好的结果是两种意识形态互相取长补短，找到一个折中的平衡；最坏的结果则是鱼死网破。

• 我们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反击？

• 为什么又要重新权衡宣传策略？

既然提升国际地位和利益是最重要的，那么“不惜代价”、“影响了国际形象”的反击显然是非理性的。但利益有长期和短期之分，非理性的选择或许不符合短期利益，但有时候却符合长期利益。我们选择反击是出于受够了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污蔑和抹黑，这里需要提到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仇恨驱动。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恨”是一种比“爱”更强大的驱动力量，报恩的驱动力永远比不上报仇，“卧薪尝胆”就是一种典型的仇恨驱动。

尽管不恰当的舆论和外交反击反而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也让中国人变得更团结了，大大鼓舞了士气，这种“士气”在全球抗疫的非常时期极为重要，在接下去持久的意识形态对抗中也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属于一种长期利益。

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讲究一个“过犹不及”， “士气”这个东西过了头就可能变成“戾气”，像“点火图”那种东西便充满低级趣味的戾气。这种戾气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可能变成“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需要重新权衡宣传和外交的策略——并不是要把舆论阵地拱手相让，而是要让出击更加精准，拿捏得更加有分寸，在士气和戾气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战争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直到其中的一方崩溃解体。恐怕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偏执，对不同的声音越来越抵触，用“敌我”来划分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戾气变得越来越重……但这也没办法，战斗力是由“仇恨”驱动的，既然不得不开战，那就只能容许“仇恨”的存在。

所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敌人的存在，未必就是坏事。这个世界只承认强者，变强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中美对抗是多维度的，我的这篇文章只是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读，肯定不全面，有许多可以补充的内容。

在现在的这场意识形态对抗中，老实说大部分国外的吃瓜群众并不怎么看好中国，“美国例外主义”宣传了一百多年，美国“宇宙第一”以及“伟光正”的灯塔国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我太太就是这样一名吃瓜群众，她觉得中国跟美国搞对抗必败无疑。对于这个问题，我很难跟她深入探讨和解释，因为她本身就已经受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她到现在还以为中国人就跟印度人一样，去了美国就是为了留在那里永远不再回到自己祖国。另外从理性上来讲，我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中国绝对能战胜美国——美国事实上就是比我们强大，光靠天天骂美国是骂不赢的；中国想要战胜美国，但恐怕接下去一二十年里的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可我们谁都保证不了我们国家不犯错不是嘛？所以我只能告诉她，你们的旧主子英国最辉煌的时候，也没有人相信日不落帝国会陨落；中国已经存在了三千年，期间见证了无数大帝国的兴衰，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还能继续存在三千年那只可能是中国。

中美并非意识形态战争唯二的玩家，所谓墙倒众人推，随着自由民主信仰的动摇，西方世界失去了全盘支配的无上地位，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了不再需要继续效仿西方文明，整个世界都开始探索更能适应这个新时代的意识形态……

印度过去在政治制度上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在经济制度上则实行社会主义），最近这几年在集权政策上很明显在向中国靠拢，关于这点我在之前那篇《【解读】将抄作业进行到底——谈谈印度的“中国化”与“去中国化”》中谈过。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中国跟印度的相似性决定了很多政策都会适合印度。但印度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只可能进行借鉴，不会也不能全盘照抄，他们要打造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专属意识形态。我觉得说不定将来新法西斯主义会在印度借尸还魂，因为印度有天然的“种族主义”倾向，同时也有着天然的“种族灭绝”对象——南亚穆斯林。关于这个问题，我会专门写一篇文章展开论述。

印度如果在保守+集权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么离法西斯主义就不远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阿拉伯之春”把中东、北非搞得民不聊生，引发了伊斯兰主义的触底反弹，现在的土耳其、伊朗的领导人都是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立，两者无法调和。虽然我们现在觉得伊斯兰国家除了卖石油之外毫无建树，但既然可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谁又敢说不会让他们摸索出一套“土耳其模式”或者“印尼模式”呢？

更何况从长远来看，由于伊斯兰教的写保护属性，伊斯兰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渗透能力要远远大于自由主义对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任由伊斯兰教“自由”地发展下去，自由主义必然遭其反噬，这对于自由主义而言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一旦当伊斯兰教的扩张威胁加剧，自由主义只能做出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宗教自由原则，遏制伊斯兰教的扩张；二是躺平，然后被伊斯兰主义所取代。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情况：你可以自由信仰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各种邪教，还能得到庇护；但假如你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甚至只是中共党员的家属，却可能在签证政策上受到歧视——难道信仰共产主义就不是一种自由了吗？

自从人类创造出文明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变化得像现在一样快。一千年前，一套意识形态被建立起来之后能够世世代代用下去；而现在，刚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可能几十年后就过时了。一位跟我父母同龄的50后读者跟我说，他们这代很多人一生经历过几番大起大落，三观至少有过两次的反转。面对世界的大变局，每个人都需要调整自己的三观来适应……而我前面也说了，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国家希望你拥有的三观——哪个国家能够最迅速地调整意识形态就能最好地适应时代，而谁若还要固守着上个时代的“信仰”，则可能会被新时代所淘汰。

意识形态的撕裂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敌视，全球一体化的前景也日益黯淡，民粹、撕裂、对抗、极端主义、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等现象恐怕会是大势所趋……

意识形态的战国时代，这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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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战国时代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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